可想而知，当刘文泽提出这两个条件时，塞尔柱使者脸色有多难看，又有多尴尬，甚至有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态度如此，塞尔柱人的这次“示好”注定无果，在后续的中秋典礼上，塞尔柱使者始终沉默，被人浇了一头酒也没发作......
而这场不成功的外交活动，也掀开了塞尔柱人对抗安西国序幕，使者将刘文泽的答复如数禀报后，塞尔柱部贝伊大怒，认为这是安西对他们诚意的蔑视与践踏，果断“反汉”，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扰安西北部的城镇。
当然，此时的塞尔柱人，虽有一定实力与威望，但连衰落的乌古斯叶护都应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军的对手。信仰与意志对战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时候，绝对的实力差距也不是能简单抹除的。
面对塞尔柱人的侵袭，刘文泽大怒，即遣郭琚为征北大将军，率领四万骑兵北击塞尔柱人。郭琚还是很能打的，安西军又全部是骑军，因此塞尔柱人擅长的游击战法威力大大减少，而论装备、训练与指挥，更不是一个量级。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损失惨重、不堪为敌的塞尔柱人，被迫离开生存半个多世纪的锡尔河流域，向北迁（逃）徙（亡）。而安西国，则趁机将实际掌控领土向扩张了数百里，将锡尔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这也导致安西与乌古斯叶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毕竟接壤面大大增加，当时的乌古斯叶护国，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咸海以北、里海东北部的草原上。
塞尔柱人北走，并不是他们与安西恩怨的结束，相反，这是一个开始。塞尔柱人一路北迁，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区方才止步，在伏尔加河流域休养生息。
一个部族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总是具备坚强的意志与充分的韧性，塞尔柱人证明了这一点，在陌生且形势复杂的高加索地区待了数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萨人余部与东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迁之路，再度一头扎入中西亚的文明大战场，给安西王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刘文泽最高光的时刻，他在中亚享受了一种“万邦来朝”的盛况。
有呼罗珊的波斯贵族向刘文泽提议，刘文泽该效当地传统，加冕“众王之王”的尊号，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尤其是当地贵族们，从心底，他们希望能用这种办法，慢慢地将刘文泽“皈依”过来。
然而，对所谓“众王之王”的称号，刘文泽显得很蔑视。不过，从这场中秋庆典之后，“天王”的称号正式开始在安西体制内流传，并向世界的中西方远扬。
在北廷王刘文共的眼中，这场中秋庆典，实则就是刘文泽的一场“加冕仪式”，他看到了中亚各族的臣服，看到了安西的强盛，看到了刘文泽的得意与骄傲，而这一切都让他五味杂陈。
在中亚三国的刘姓王室中，刘文共是其长，出身最好，资历最深，然而，他所统治的北廷国，却由于先天条件的缘故成为了吊车尾，这种现实的落差，让他很受伤，尤其在面对如今的安西王刘文泽的时候。
作为赵王刘昉的长子，作为与刘旻、刘晔二皇叔一同征战中西亚的北廷开国之王，刘文共心里怎能没有骄傲？
因此，即便刘文泽接受了刘文共的歉意与谢礼（兄弟关系渐行渐远，但东方帝国盛如大日的情况下，这关系还得继续处），刘文共的心情也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返回北廷的时候，一路经过安西统治下七河流域的城池与土地，一向豪迈的刘文共难得地挂相了，他的心里几乎在怒吼：世祖不公！
而见刘文共心情抑郁，与他如鱼得水的张寒主动劝慰了。张寒认为，安西已极盛，如刘文共能保持清醒，谨守基业，消除国内矛盾与积弊，那么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否则，盛极而衰，必不可免。北廷国的希望，在未来。
对此，刘文共却头一次发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
相比于心情沉重的刘文共，康王刘文潜就要轻松得多了，毕竟，已经占了实惠，折点面子算什么，得到和州（于阗）的补足后，这些年一直处于半起飞的状态。
不过，等回到北廷国后，刘文共就收拾心情，继续投入他的“筑基”大业，除了一贯与大汉的紧密联系与人口政策外，他也下定决心，继续向北扩张。
土地倒是其次，深入北境，征服那些游牧部落，获取他们的人口与牲畜才是主要目的。此前，刘文共还想着保留一丝汉人的“纯粹”，但这种理想在国家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靠后。
刘文共将国内全部的骑兵部队集结起来，交给睿侯刘继琨，由其率领北征。从建隆六年开始，刘文共用了六年时间，拓地两千里，征服了北部众多游牧部族，将之纳入北廷国统治之下，极大地充实了北廷国力。北廷的据点也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延展开来......
又三年，北廷的开国之主刘文共薨，享年六十。他是北廷国的建立者，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荒凉偏僻之地，为后人打下了一片坚实的基业。
即便在刘文共死之时，北廷国力依旧大大落后于安西国，但他半生的努力，才是之后北廷国彻底崛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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