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十二年二月，在经过一个不算短暂的休整期后，汉伊之间，再起兵戈。安西王刘旻又征调了十五万各路军队，浩浩荡荡南下，目标直指图斯城。
而这一回，汉军这边唱主戏的人也变成了安西、康居二国，至于在明城会战中伤亡惨重的北廷军队，只能打打辅助了，二王都能理解。
而北廷王刘文共，也不是当逃兵的人，最基本的担当还是有的，属于汉族的尊严，属于汉军的荣耀，也必须要维护。当然，说这些都比较虚，根本原因还在于，前次损失太大，需要找补回来，而呼罗珊地区可比海东要富裕多了，此前的劫掠之中，北廷军队尤其积极。
同时，十五万军队的成色也大不如前了，有接近十万人都是仆从军，其中不乏就地组建、转化的炮灰。经明城一战，汉军高层也基本都收起傲慢之心，至少对汉军巨大伤亡这种事情，提高了警惕。野战也就罢了，城战，还得靠河中、波斯、阿拉伯的这些炮灰来，正好消耗一番，减轻不稳定因素，以方便掌控。
彼时的图厮城，在苏丹马哈茂德的调措之下，正规军也攀至六万余人，稍加动员一番，也能搞出十万大军来。当然了，其组织度与战斗力，比之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像明城会战那等烈度的战役，短时间内是扛不住的了。
另一方面，伽色尼军需要顾忌的地方也更多，这是守方天然的劣势，因此，在图城之战的前中后期，伽色尼方能做的，并不多，以守为主，坚壁清野，坚守城池，联络援兵，同时遣偏师精骑北上，到三国联军背后去点火，以分散汉军注意，减轻图斯城正面战场的压力。
需要提一嘴的是，整个汉伊之战的过程中，至少安西国境内是一直不稳定的，海东地区就不提了，堪称糜烂，而河中地区，各种叛乱、动乱是层出不穷。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此前安西三国国内的稳定，都建立在汉军的强大，以及对内严密的控制、镇压上，当主力大军、甚至大部分仆属军队都投入到对外作战之后，内部的骚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胜利往往是能压制住诸多矛盾的，在三国联军取得明城会战的完胜之后，后方立安，至少那种层出不穷的叛乱少了很多，敌对分子也不是不动脑子，造乱完全不分时候。
来自伽色尼军以及圣战者们的鼓动、挑唆，对部分饱受“宗教压迫”的河中人来说，还是有促乱作用的，对汉军作战也的确能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终究有限。
毕竟汉军作战，在短时间内，对后勤供应的依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以战养战的法子，只要还有东西可抢，还有粮草被服可掠，那就都能驱动汉军这架战车继续前进。
在图斯城，汉伊大战又一场血战爆发了，这座历史底蕴深厚、宗教氛围浓烈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化为一座血肉磨坊，而流尽的，却是当下以及曾经信仰安拉的msl们。
攻守易形，就和明城攻防战一般，图斯城上下的厮杀，也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作为伽色尼的苏丹，马哈茂德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他留在了城内，用这种办法，激励伽色尼的将士，号召信徒们团结，共同抵御汉人的侵略。
效果是显着的，在马哈茂德亲自督战之下，图斯城的守军爆发出了不俗的战力与意志力，与攻城的“汉军”进行激战，至于伤亡什么的，战争期间，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图斯城守军打得辛苦，三国联军攻得也很困难，在试探出图斯城的防御强度之后，刘旻三王更不敢将宝贵的汉族军队用在攻城上了，而仅靠炮灰，也很难拿下城池，至少图斯这样的大城，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
促成战局变化的因素，没有出现在图斯城战场，而是爆发在距离战场两千里外的纪浑河上游地区。一支两万人的伽色尼军队，从其北部重镇巴里黑出击，跨过纪浑河，突袭沿河的汉军堡寨、据点，不过十五日的时间，纪浑河北岸的耳城、越城以及赤城都先后陷落，甚至连咽喉关口铁门关都被攻克。
而这一片纪浑河地区，属于康居国的地盘，但此地失守，威胁的可不只是康居国。赤城、铁门关以北，乃是佉沙城，再往北就是中亚重镇萨末鞬，这可是七河流域、丝绸之路上的核心交通线。
若是萨末鞬被攻克，那么安西三国的势力就相当于被从腰杆上砍断，这可是要命的威胁。因此，当纪浑河方向的战报传到图斯城前线后，自刘旻以下诸多三国高层，都清楚地意识到，图斯城是拿不下来了，呼罗珊的仗也不能继续打下去了。
一场撤退的仗随之开始，首先是康居王刘晔率本国军队东归，驰援佉沙城，然后是整个联军的后撤。图斯城内伽色尼军明显察觉到了汉军异动，马哈茂德还遣军出城追击，只不过在刘旻等人从容有序的指挥下，没能讨得便宜，反而中了几次伏击，损失不小，再不敢追。
在撤离之前，刘旻命人，将呼罗珊北部地区给犁了一遍，方才撤回海东，顺带着派兵西进，把戈尔甘城给拿下了，把这一场来自西亚阿拉伯圣战者们的热情彻底浇灭，同时将触手深入到里海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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