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之后，泗水附近的居民工作一天之后如果选择要小麦的话，那么就会直接领到面粉。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一个面粉厂终于落成，并成功投产。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本来是一个惠民之举，但到了居民那里却成了“乱政”。
对于居住在民国北方的华人来说，小麦不仅仅是供应人吃的面粉，同时也是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如果到了灾荒时节，甚至麸皮筛糠都是人的食物，根本不存在浪费一说。
呃……这个描述不准确。
民国时期的华人食谱，主要是由玉米、红薯、土豆等杂粮组成，面粉还真不多，哪怕是地主家，也不可能天天吃面粉，每年除了年节以及农忙时期，也多是以杂粮为主的。
生活在民国真的不幸福，除了天灾，还有更多的人祸，在中华大地上，除了那些官僚买办，普通人还真是没什么好日子。
真应了那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向兰芳大公国这样，连“赈灾粮”都是细粮的政府，别说在民国，在整个亚洲都算是独一份。
如果这个消息传回民国，单单是这一点，恐怕就会吸引大半个民国的华人移民兰芳大公国，哪怕是那些中小地主也会变卖家产举家搬迁。
民国此时的地主，要说没有强取豪夺那肯定是扯淡，但更多的地主靠的是勤劳踏实，才能置办下一份家业，到了农忙时期，连地主都是要下地干活的。
而勤劳踏实的人，哪怕是到了兰芳大公国，也一样会凭借双手置办下一份家业。
成功的人自然有成功的道理，并不一定都是如影视作品中描写的一样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在以工代赈开始半个月之后，负责发放物资的民政官员发现那些干活的华人营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很多人还是有气无力、弱不禁风的样子。
没道理啊？
虽然这些华人来到兰芳大公国的时候普遍营养不良，但经过半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每天吃得饱睡的香，就算是一时半会长不了多少肉，最起码精神状态应该明显改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仔细询问了之后，民政官员得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这些华人虽然领到了足够的粮食，但他们不舍得吃，除了女人和孩子能吃个半饱，这些成年人对于物质的要求极低，只要饿不死就行。
那怎么行？
问题反馈给内阁之后，内阁马上做出决定，粮食还是继续给，想要小麦给小麦，想要大米给大米，想要面粉给面粉。同时工地上开始做饭，每天随便吃。
哪怕是随便吃，这些成年人还是不舍得吃，他们宁愿把做好的饭菜带回家，也不愿意自己混个肚儿圆。
于是内阁再次做出决定，工地上的饭菜不准带回家。
这一下不得了，华人们拼命吃，很多人甚至因为吃得太多不得不送医。
于是内阁又一次下发规定，就餐必须定时定量。
至此，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看上去是不是感觉这些新移民们异常的刁钻滑流？
其实不是，他们只是饿怕了。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自身的认识不足，对于社会保障的不信任，造成华人有非常明显的忧患意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入到骨子里，身在异国他乡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统计表明，华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储蓄的民族。
对于华人农民来说，不管是丰年还是灾年，总是要在家里储存足够数年食用的粮食那才能感觉到一丝安全，否则感觉上就是朝不保夕。
对于兰芳大公国的华人也是一样。
其实很多人家中已经有了不少存粮，要小麦不要面粉，就是因为相对于面粉，小麦更加便于储存。
虽然家中有粮，但人们还是感觉远远不够，于是存粮食的小口袋换成大口袋，一口袋变成两口袋，再变成三口袋、四口袋……
华人们就像是过冬的松鼠，拼命在洞穴里储存更多的物资，以应对寒冷的冬天。
这些粮食的待遇比人高得多，它们被放置在最好的房间内，下不着地以防潮，上不见天以防止被雨淋，哪怕是人睡在院子里，也要保证粮食有完美的存储。
这是千百年以来老祖宗传下来对抗天灾人祸的经验，任何人都无法扭转，除非有一天，农民家里的粮食无处存放，每年增加的粮食远远超过消耗的粮食，这才能让农民主动减少家中的存粮。
在以工代赈的同时，为新移民分配土地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在兰芳大公国成立之前，婆罗洲的土地大多掌握在黄博涵等种植园主的手中，荷兰殖民政府为了更好的控制婆罗洲经济，强制要求发展种植园，实行“强迫种植制度”，迫使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殖民政府指定的农作物，主要是咖啡、甘蔗、茶、烟草、胡椒等，并规定这类作物的种植面积至少占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当然实际上的比例远高于此。
婆罗洲也因此成为向欧洲国家提供热带经济作物产品的基地。
到了1870年以后，荷兰殖民当局开始推行“种植园”政策，此时的种植作物已经变成甘蔗、棕榈树、橡胶树等等，出口产品也变成蔗糖、棕榈油、棕榈仁、天然橡胶等等。
不能说种植经济作物是错误的做法，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粮食全部依赖进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兰芳大公国在成立之后，在秦致远的授意下，内阁对于种植结构进行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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