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四月，雒阳城的人都在讨论着帝国的农业问题，上至公卿，下至百姓，就连那些识字的女子妇人也通过报纸在家中和丈夫兄弟子侄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改变一个帝国，往往是从人们最不经意的地方开始，对于帝国的官僚们来说，自从报纸这种宣传载体开始风行以后，曾经被他们认为属于庙堂和才智之士的政治居然就那样走近了寻常百姓，而天子每逢有重要的政务决定或是法令律例修改除了正式的公文和诏书以外，也通过报纸向百姓征询意见，同时借着报纸倾听民间的声音，以作为施政的参考。
现在南宫官署里的帝国官僚们都会提前小半个时辰前往，利用这段时间看完‘大汉’和‘帝国’这两份报纸，尤其是两份报纸里开辟的关于民间情况的特别板块。
而对于地方官吏来说，从雒阳报社来的那些什么‘访员’是相当麻烦的一群人，他们虽然不隶属帝国的监察机构，可是却比那些御史更加难对付，因为这些人完全是在本地住下来，专门负责采集风土人情和记录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大约每隔一个月便发回雒阳，以供自己所属的报社选用。
最让某些地方官吏们忌惮的是，目前雒阳有能力向各地派遣‘访员’的报社全都是属于天子的报社，虽然那些访员没有官职在身，可是却让他们寝食难安，要知道这些人比那些御史更无孔不入，而且喜欢行走于市井街道或是乡村民间，不管什么道听途说的消息只要他们感兴趣，就会进行查证，到目前为止中原不少地方有官吏和豪强便在他们手上栽了跟头。
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是帝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尤其是郡县以下的乡里亭村等地方上豪强横行和官吏不法的事情最多，但是帝国很难将监察力量延伸到那么具体，就算是刘宏整顿吏治，也只是主抓郡县级别的官僚，然后让他们负责地方上吏治澄清，虽然说这几年吏治比起以前要好得多，可是对刘宏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但是增加御史数目，会对帝国财政造成重压，而报纸则是这个时代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道监察体系，首先那些报社的访员并不属于官僚系统，不会给财政造成负担，而且为了获取名利，他们对于揭露地方上不法的事情只会比御史更加起劲。
作为曾经的历史学者，对于宋朝的冗官状况，刘宏自然也是了然于胸，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到宋朝完全成熟，原本自魏晋时代开始主掌中国政治长达六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科举制度固然让中国政治走向了真正的文人官僚体系，让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稳固，可是也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官僚体系的膨胀，自唐朝开始，人们谈及王朝的衰败总会提到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对帝国造成危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者都是拥有免税特权的官僚，土地被兼并本来未必是件坏事，可是被兼并的土地不用再交税赋就是损害帝国根基的大害。
从唐朝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拥有官员资格的人数飞快地增长，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实际官职授予，最后只能导致帝国平白无故地养了一群拥有闲散官职的官员，或许他们的官俸不高，可是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当越来越多的土地不用交税，王朝就只能提高税率来应付财政危机，于是大批自耕农不可避免的破产，托庇于官僚地主名下逃税，形成恶性循环。以宋朝为例，其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导致了科举泛滥，最后国家养活了巨大的闲散官职人员，他们消耗着帝国巨大的财富，而刘宏曾经所处的时代也一样，国家同样拥有庞大而且冗沉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只不过前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而后者则处于新时代，巨大的生产力技术进步足以支撑这一体系。
对于刘宏来说，他并不认为庞大的官僚系统就是错，如果宋朝拥有后世的制度和政府体系用来参考，那么那些冗官就可以利用起来，而不是单纯养一群寄生虫。
当然摆在刘宏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普及科举制度以前，必须改变儒家传统里那种官本位的陋习，以他曾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无疑处在了时间长河中纵向比较的最高峰，可是一旦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中国却远不如过去的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所占的经济总量，而究其根本，就是官本位哲学带给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公务员和官僚才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没有多少人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技术人员，虽然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总是会有人去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是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在太小，而对刘宏而言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科技才是强国的根本，钱并不是万能的，至少买不到对手的核心技术，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执掌财阀时，从来不屑去和外国企业合作，因为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他看过太多的同行载到在合资合作的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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