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总督府里，宋既继续给李克载上课。
英华在天竺有两层利，一层实在的，一层理论的，后者宋既说要看工商，而细谈时，他却又转到了另一个大话题上。
“轮台大胜后，朝堂在御前热议北伐事，陛下就问，我英华有没有做好准备。大家吵了许久，然后发现，果然没做好准备。”
宋既叹道：“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英华的经济大策到底该走哪条路。若是北伐前没议出个首尾，北伐后再拖上个大包袱，前路还不知有多坎坷。”
宋既说到的“经济大策”正是这两年国中各界正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华立国二十多年，东西交融，国民眼界也开了，新一代士子的思想也转变了。以段国师的三代新论为基础，英华现在也确立了“经济为国家命脉”的理念。
可理念一致，方向却有了差别。基于对英华国情和寰宇大势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立场的取舍，目前英华国内的“经济学界”分化出三种思想，使得英华经济大策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第一种思想强调“卖”，其实也就是把欧罗巴的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搬过来了，这种思想倡导多出口，少进口，通过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跟旧时代王朝，金银等于财富的思想相当接近，也是大多数非专业经济人士的看法。
英华立国之后的经济大策也基本以此为据，尤其是在推行金银复位制的信用货币之后，为了稳定金银比价，增加存金量，不仅直接管理黄金生产，严控黄金消费，还在国际贸易上施行“入金出银”的政策。
但这种思想只是在外贸上适用，国内问题就难以涵盖到了，因此第二种思想强调“产”，认为国家不应把目光只盯在商业上，而该多放在生产上，财富不是金银，而是产出的货物。
第三种思想跟第一种思想唱反调，同时又是第二种思想的延伸。一些以段国师新三代论为武器重读历史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买东西的欲望和能力才是真正的财富。产是为了卖，卖当然是为了买，让国民想买而且买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严格说这三种思想并不对立，其实是重商主义的三个角度，都强调国家要更深入把控经济环节，要对尽可能多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但这三个角度又分别涉足了外贸层面、产业布局和内需问题，内需这个概念更是一只脚踏进了后世所谓“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少数极端分子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有过度发挥，例如以“卖”出发，主张由国家主控一切商业，或者以“产”出发，主张将工商全变为国有，以及由“买”出发，主张施行“藏富于民”、“国不与民争利”这种“仁治”。
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这类极端主张终究摆不上台面，毕竟此时的主流思想已经澄清，国的一面是老虎，“民”的一面是狮子，不能让谁独占台子。
“国家的经济大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哪个方向就能更得大利，才有这三方争论，争论背后就有三个阶层，一层食利于外，当然主张多看外面，一层食利于内，以新兴工商为主，当然要鼓吹产出，还有一层强调富民，又是墨儒两派和经济新学一帮人的诉求。”
宋既苦笑道：“这三派相争，各自的嘴脸被描绘得颇为有趣。强调卖的被骂作资敌商货，卖国求利，如前明晋商。强调产的被骂作黑心工坊，压榨奴工，伤天害理。强调买的则被骂作丰亨豫大，重蹈宋时覆辙。”
李克载也笑了，三方都在一根葫芦藤上，却非要把对方踩下去，不过三个方向如何排序，还真是决定了得利的多少，大家当然要争个面红耳赤。
就英华立国这二十三年来看，经济大策的确有所偏重。最初是倾向卖的一面，殖民扩充和外战就是为此服务，蒸汽机出现后，国策开始向产的一面靠拢，对工业的扶持越来越明显。而“买”的一面，老实来说，国策一直是以“不生乱”为原则，注重维护底限，并未主动在富民之事上下大功夫。
这并不是说英华国民生计较之前清时代没什么改善，实际上改善很大。降低了人均赋税，整理了地方基层架构，拓宽了谋生门路，有了相对的公平正义，还在教育和医疗上有改天换日般的提升。
二十多年下来，贫苦阶层已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日子过得喘不过气来，遇上点天灾人祸就要破家，但贫苦的帽子依旧没有丢掉，还是得算计着柴米油盐。真正翻身得富贵的是那些舍命上战场的军人、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读书人以及敢于在工商和殖民浪潮中冒险的弄潮儿，还有愿意离乡背井去海外或者塞外过新生活的移民。
李克载认为，不管是从英华的立国大义出发，还是从经济学出发，第三种思想才该是未来的方向，让国民都想买东西而且能买到东西，也就是富民，富民才能强国。
宋既对李克载的认识深感欣慰，但又提醒李克载，这条路需要足够的基础，他解释道：“富民这个方向没问题，怎么富就是大问题，直接给钱给东西吗？该给谁，给多少，公平问题就会冒出来，争不出个是非。如果是自己挣出富贵的，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富民问题也可以跟就业问题绑在一起看，而就业问题呢，就要用段国师所著的三代新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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