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死者就是中普镇基瓦木村的人。很快，死者的家属邻居亲戚朋友全都赶到了工地上。黑压压的几十上百号人把整个粮转站的院坝都占满了。
他们要找老板讨个说法。而现场除了一个负责修房子的人，谁也不知道“老板”是谁。
大家便闹呗。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们都已经动起手打负责修房子的人了。中普镇的领导干部，西龟公安中普分局的民警，还有粮食局的领导干部、基瓦木村的村组干部……大家都陆续赶到了现场。
怕把事态扩大了。现场领导很快便作出决定，又民警以把负责修房子的人“控制”起来的名义，将他带至中普公安分局关起来。这既是对他的控制，也是对他的保护。
中普镇党委政府很快便接到了县上的指示，无论如何先把死者遗体弄出粮转站，最好是直接送回他家去，按民族风俗安葬了。实在不行就送到县殡仪馆去火化。反正就是不能留在现场，更不能让遗体放着不葬。
这中普镇一班人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是把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他们答应先把遗体弄回去，按民族风俗3天下葬。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当天必须把死亡赔偿金谈妥，并一次性给付到位。否则，他们将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不排除抬尸到政府讨说法。
这听说去就像是赤裸裸地威胁，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死亡事故的家属都是这样一个心态。他们普遍把遗体当着一个死亡赔偿金谈判的“筹码”。如果不把死亡赔偿金谈妥拿到手，就匆忙把遗体安埋了，似乎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也许，有的人会说。依法办事，按程序走司法程序，该起诉地起诉，该请律师地请律师，为什么一定要纠缠着政府要“说法”呢？这样的人，其实是有些不了解社会里一些实际情况的。
一来大家都习惯了，“有事就找政府”。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着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府。二来大家都知道，司法程序有着一套很严密规范的程序。最直接的便是“谁主张，谁举证。”大家没有时间精力来完成这么专业的事情。
就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了这些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官司也打赢了。最后，也许还要尴尬地面临一个问题——官司赢了，钱却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被执行人没有可被执行的财产。
所以，大家都习惯性依赖政府。只要自己又跳又闹，政府便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可动用的资源来满足你、安抚你。为的就是一个目的，将影响降到最小，将事态控制住，不让它失控而造成更大的损失，或者说叫“不引发次生灾害”。一句话，把事情搁平为原则。
死者家属虽然接过了2万块的安埋费，也把遗体接回去了。但是，就是谈不拢死亡赔偿金。就连调解能手罗红红军都从西龟火线调集到中普来支援了。连续奋战了一个通宵，口水都说干了，嗓子都说沙哑了。双方还是没有谈拢。
第二天一早。钱达桥便接到了瓦拉阿黑副县长的电话，叫他去办公室说点儿事情。
等钱达桥来到阿黑副县长的办公室。阿黑副县长向钱达桥简单地通报了一下事故情况。要求县安监局立即前往中普粮转站现场，按程序开展事故调查，但是事故情况先不要上报。调查也只是先固定证据，目的是以事故调查终结之后，依法将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罚10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来促使“老板”赶紧拿钱出来赔偿死者家属。
钱达桥领受了任务，便回到办公室。将事故情况进行了简单地通报，对任务进行了安排。但是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这个事故调查只是为了配合“调解”工作。
而木一接到了参加“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的工作。自然是把调查笔录等执法文书、照相机、摄像机等工具都带上了。
安监局一些人，便在钱达桥的带领下赶赴中普粮转站开展“事故调查”。
到了中普粮转站，木一和同事便开展现场勘察。经过对粮转站事发当日当班工人的调查了解。大家很快就确认了事故现场，并找到了死者坠落的支模地点。
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死者在进行支模作业的过程中，未戴安全帽、未拴安全绳，不慎踩垮模板，直接从12米高的楼顶坠落到下面的水泥地上，造成当场死亡的事故。是一起典型的违章作业导致的高处坠落死亡事故。
事故直接原因并不复杂，很快就查清楚了。现场人员的笔录也很快就取好了。就剩下调查事故单位情况和相关责任人了。
这边现场的“事故调查”工作基本上结束了。那边已经了解到修房人有一台价值40多万的挖掘机。老红军局长，还有阿黑副县长等等多管齐下，一边旁敲侧击要求修房人拿钱赔偿，一边派人去找这台“据了解的挖掘机”。
只是修房人还是一口咬死拿不出钱来，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而这台价值40多万的挖掘机，也不是他的，只是他租来帮干过一段时间的活儿。
怎么办？没有钱，调解工作就进行不下去了。调解工作一旦进行不下去，难免会激化矛盾。如果死者家属失去理智，难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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